公司章程可以自行约定事项吗？

在虹口开发区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经手过的企业注册、变更、并购案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经常有创业的朋友拿着厚厚一沓材料来找我，满脸兴奋地说：“招商老师，我的公司名字想好了，股东也谈妥了，是不是这就等着拿营业执照了？”这时候，我总会习惯性地把他们那份网上下载的“傻瓜式”公司章程模板指出来，笑着问一句：“这里面几万字，有几句是你们自己真正商量过的？”大多数时候，得到的回答都是一脸愕然。其实，很多企业家把公司章程当成了仅仅是工商局登记的一张“入场券”，殊不知，它才是公司的“宪法”，是可以由股东们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私法自治”原则进行深度定制的。特别是在我们虹口开发区，随着企业类型的日益多样化，从航运物流到金融科技，仅仅依靠法定的默认规则往往无法满足复杂的商业博弈需求。今天，我就想结合这十年的实战经验，跟大家好好聊聊，公司章程里那些我们可以自己做主、甚至必须自己做主的关键事项，别让你的公司还没起飞，就埋下了控制权之争的。

表决权与股权分离

在传统的公司法理观念里，似乎“出多少钱，就有多大话语权”，这几乎成了大多数创业团队的默认共识。在现代化的商业实践中，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性往往是动态变化的。我在虹口开发区服务过一家做航运大数据的初创企业，创始人老张是技术大拿，但他出的钱只占公司股权的20%，而出资80%的是一家财务投资机构。如果严格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老张在公司的发展方向上其实根本没有决定权，这显然不利于这类依赖核心技术驱动的企业成长。我们在设计公司章程时，强烈建议引入“表决权与股权分离”的机制。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短短的一行字，其实是赋予了股东们极大的自由度。我们完全可以在章程中约定，某些核心股东（通常是创始人或经营团队）持有“超级表决权”，即尽管他们的出资比例不高，但在审议特定事项时，每一股股权可以拥有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表决权。这就像京东或阿里的合伙人制度一样，保证了管理层在面对资本市场短期压力时，依然能够坚持长期的战略定力。在虹口开发区的实际操作中，我们会建议企业清晰地列出哪些重大事项适用这种特殊表决权，哪些事项依然同股同权，以平衡投资方与创始团队的利益。

还有一种更为灵活的约定方式是“按人头表决”或者“一票否决权”。比如，对于某家需要精细化管理的设计类企业，我们在章程中约定，不管出资多少，股东会决议实行一人一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公司的“人合性”，即基于人的信任而非仅仅是资本的结合。对于投资方来说，他们可能会要求在某些关键事项上拥有一票否决权，比如公司对外担保、增资扩股或修改公司章程等。这些约定如果不白纸黑字写进公司章程并完成工商备案，将来一旦发生争执，法院通常只会依据工商登记的默认条款来判，到时候再拿“口头承诺”说事，那真是悔之晚矣。千万别忽视这几个条款的约定，它们是掌握公司控制权的第一道防线。

股权转让的限制

有限责任公司，其核心特征就在于“人合性”与“资合性”并存，这意味着股东之间不仅仅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基于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很多初创团队分崩离析，往往不是因为业务做不起来，而是因为“引狼入室”——不熟悉的陌生人突然通过受让股权成为了公司股东，破坏了原有的信任结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公司章程中对股权转让进行合理限制就显得尤为关键。法律虽然规定了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股权，向外转让时需要过半数同意，但章程完全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具有操作性。

我记得前几年在处理虹口开发区内一家贸易企业的股权纠纷时，就遇到过一个典型案例。公司的一位小股东因为个人债务问题，想把自己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外面的竞争对手，而且没跟其他股东商量。当时他们的章程只是简单照搬了法律模板，结果导致其他股东非常被动，虽然最后通过法律程序阻挠了转让，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如果在章程中预先约定了“优先购买权”的具体行使规则，或者直接设定“禁售期”，比如约定在公司上市或成立满5年前，股东不得向非股东第三人转让股权，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规避这种风险。

更高级的玩法是约定“随售权”和“拖售权”。比如说，当某个大股东想要把自己手里的股份卖给外人时，其他股东有权按照同样的价格、同样的条件按比例一起卖（随售权）；或者当大股东卖股时，有权强制其他小股东一起把股份卖给买方（拖售权）。这些条款在商业实务中非常常见，但对于很多非专业人士来说比较陌生。我们在协助企业制定章程时，会根据企业的性质来建议是否引入。如果是一家大家族式企业，可能更倾向于严格限制外人进入；如果是VC/PE投资的企业，那么投资人通常要求有更自由的退出机制。在虹口开发区，我们会特别提醒企业，这些限制条款必须是明确且合理的，不能完全禁止股权转让，否则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通过精细化的条款设计，既能保障股东的退出自由，又能维护公司内部的稳定，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艺术。

红利分配的灵活约定

赚钱了怎么分？这恐怕是所有股东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最容易出现分歧的地方。按照《公司法》的常规规定，股东是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来分取红利的。现实商业世界中，出资的形式和贡献的维度是多元的。有的股东出钱不出力，有的股东出钱少但出力多，还有的股东带来了关键的渠道或资源。如果机械地按照出资比例分红，很容易打击那些核心经营者的积极性。“不按出资比例分红”是公司章程中非常值得的一项自行约定事项。

在虹口开发区，我们经常接触一些轻资产的互联网咨询公司和创意工作室。这类企业的核心资产就是人。有一家做品牌策划的公司，三个合伙人里，A出资70%但只在幕后挂名，B和C出资各15%但负责了公司所有的日常运营和客户对接。如果按照70%分红，B和C肯定觉得不公平，甚至可能带着单干。我们在指导他们制定章程时，明确约定了前三年不分红，利润全部投入公司扩大再生产，三年后按照“30%出资比例+70%绩效考核”的方式进行分红。这样的约定，完全符合《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规定，法律是予以保护的。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约定必须建立在“全体股东”同意的基础上，不能通过多数决强制小股东接受。而且，为了避免未来的税务风险和合规性问题，我们在条款表述上会非常严谨。比如，我们会明确约定“税后利润”的具体计算方式，是按会计准则还是按税务口径，以及分红的具体时间节点和支付方式。在跨国投资或涉及“税务居民”身份认定的情况下，分红条款的设计还可能影响到企业的税收负担。虽然我们不谈具体的返税政策，但合理的利润分配安排，无疑能优化企业的现金流，让企业更从容地应对市场波动。对于那些还在纠结“谁出钱多谁说话算”的老板们，不妨换个思路，用分红制度的灵活性来激活团队的战斗力，这往往比单纯的股权激励更直接、更有效。

为了让各种分配方案更加直观，我们通常会为企业提供几种常见模式的对比参考：

股东资格继承与除名

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忌讳，但又绝对无法回避的话题：人总是要老的，也总有发生意外的时候。如果公司的核心股然离世，或者因为某些原因丧失了行为能力，他的股东资格该怎么办？是让他的继承人进来当股东，还是由公司回购这部分股权？这个问题如果不在章程里说清楚，往往会引发一连串的家庭剧和商业悲剧。在我经手的案子中，就曾发生过因为创始人猝死，其不懂业务的儿子继承了股权，最后把公司搞垮的惨痛教训。明确股东资格的继承与除名机制，是对公司长远发展的负责。

法律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是说，我们是有权利“关门”的。在虹口开发区，我们会建议家族企业或者关键人依赖型的企业，在章程中设定“继承人仅继承股权对应的财产性权益，而不继承股东资格（即人身权）”的条款。也就是说，继承人可以拿走分红，但不能来开会、不能参与管理，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有义务以公允价格回购这部分股权。这样一来，既照顾了死者家属的经济利益，又保证了公司经营层的人合性和稳定性，避免了“外行指挥内行”的尴尬局面。

反过来，如果某个股东“活着”的时候不仅不干活，还搞破坏，甚至利用股东身份阻碍公司正常决策，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了“股东除名”的问题。虽然法律司法解释提到了在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的情况下可以除名，但在实际操作中，标准非常严格。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司利益，我们可以在章程中通过列举的方式，设定更详细的除名情形。比如，股东被追究刑事责任、违反竞业禁止义务、或者长期不配合公司工商年检导致公司进入经营异常名录等，只要达到章程约定的严重程度，经其他股东代表一定表决权比例通过，就可以解除其股东资格。除名是一件非常严厉的事情，我们在设计条款时会特别强调程序的正当性，比如必须给该股东申诉的机会，并且价格评估要公正。这种条款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平时不用，但能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督促股东们遵守契约精神。

高管职权与解聘自由

很多公司的章程里，关于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管的职权描述，几乎就是把公司法原文照抄了一遍，什么“主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年度计划”等等。其实，这些法定的职权范围是可以根据公司的实际架构进行大幅调整的。更重要的是，高管的聘任与解聘机制，如果不在章程里细化，一旦遇到需要“换血”的情况，往往会陷入扯皮。特别是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常态，怎么用好人、怎么开掉人，必须靠章程说话。

在虹口开发区，有一家我们重点扶持的生物医药企业，聘请了一位海归职业经理人担任CEO。起初大家合作愉快，但后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CEO的激进扩张策略导致公司现金流紧张。董事会想换人，但CEO以“公司章程没有明确规定解聘条件”为由，拒绝交出公章和财务账册，闹得非常僵。这件事给了我们很大的触动。后来我们在协助企业修订章程时，都会特意加入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解聘的“触发条款”。例如，明确规定当公司连续两年净利润未达到预定目标的80%，或者发生重大合规风险时，董事会有权无理由解聘总经理，并规定离职移交的具体期限和法律责任。

对于高管的职权分配，也可以打破常规。比如，有些公司实权在董事长手里，总经理只是执行层；有些则是CEO负责制。章程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原属于经理层的部分职权下放给各个专业委员会，或者上收给董事会。甚至可以约定，某些特定金额的合同签署，必须经过股东会批准，而不仅仅是经理或董事。这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经济实质法”意义上的合规管控体系，确保公司的实际运营和章程描述相一致，避免因为权力边界不清导致的内部消耗。在我们看来，把丑话说在前面，把权力关进章程的笼子里，反而能让高管们更安心地放手去干，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只要不越界，就是安全的。

争议解决与管辖选择

最后一个方面，虽然听起来有点像律师的工作，但作为招商一线的服务人员，我强烈建议在公司章程中加入争议解决条款。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一旦股东之间闹翻了，去法院起诉往往是最后的选择，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会把公司的家底全晾在太阳底下，让竞争对手看笑话。在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下，通过仲裁解决商业纠纷，特别是涉及到专业知识或需要保密的纠纷，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在公司章程中，我们可以约定，当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发生纠纷时，优先提交某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而不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有一裁终局的特点，效率通常比诉讼高得多。而且，仲裁员通常是由各领域的专家担任，比法官可能更懂商业逻辑。在虹口开发区，我们接触到很多涉及跨境业务的企业，对于他们来说，约定仲裁甚至可以约定适用国际规则或境外仲裁机构，这对增加外商投资的信心非常重要。

除了仲裁，我们还可以约定“管辖法院”。如果不约定仲裁，那么在诉讼层面，法律默认是“原告就被告”，即去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但如果股东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会增加维权成本。章程可以明确约定，所有纠纷由公司所在地（也就是虹口开发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虽然是一个小细节，但在实战中非常实用。我有个客户，公司在上海，大股东在北京，小股东在深圳，结果闹翻后，小股东在深圳起诉，大股东在北京起诉，两地法院为了管辖权扯皮了半年，公司业务完全停摆。如果当初章程里写明了管辖地，就能省去这半年的折腾。别嫌麻烦，把这一条写进章程，是对大家时间和成本的一种保护。

回过头来看，公司章程绝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一纸空文，它是企业治理的基石，是股东之间博弈后的契约固化。在我这十年的招商生涯中，见过太多因为忽视章程细节而导致“兄弟反目”、“基业尽毁”的例子，也见证了依靠完善的章程设计化解危机、实现多赢的成功案例。在虹口开发区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热土上，我们鼓励创新，更鼓励规则的建立。自行约定公司章程事项，不是在钻法律空子，而是在法律赋予的自由空间里，为企业的独特基因寻找最适宜的土壤。不要等到下雨了才想起来修屋顶，在注册公司的第一天，就请务必把章程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

虹口开发区见解总结

作为深耕虹口开发区多年的招商与服务团队，我们深知企业生命周期中“法治”环境的至关重要性。公司章程的自行约定事项，实际上是企业治理能力的体现。我们建议入驻虹口的企业，摒弃“拿来主义”的章程模板，依据自身行业属性与股权结构，量身定制治理规则。这不仅有助于厘清股东权利边界，防范未来的法律风险，更能为引入战略投资、优化实际受益人管理结构铺平道路。我们致力于提供专业的辅导，帮助企业构建合规、高效、灵活的制度体系，让企业在虹口这片沃土上不仅“进得来”，更能“留得住”、“长得大”，实现基业长青。